又来了北京,下午的时候去了人大新闻楼的一个演播厅,靠着老同学的面子混到一张票,算是平生第一次录制节目。现场一半人是海归,而话题则是讨论出国的问题,横竖跟我有点关系,听得倒也兴奋。
不赞成在高中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出国,这是我一向的观点,在价值和人生观都没有形成之前,就把一个未成年人扔到完全陌生的地方不是一个明智之举,即便是这个孩子有多么多么优秀,多么多么出类拔萃,抛开这些光鲜的表面现象,谁都不知道孩子心里的感受到底是什么。
我大约算半个海归,去澳门的那一年18岁不到,第一个学期是我极为困难的适应期,纠结而迷茫,且很多时候不知所措,在没有人引导的情况下强迫自己接受新的环境,最后终于习惯起来。独立,多多少少是会有的,这姑且算是最大的好处了。当然,我是不反对出国的,毕竟,要去不同的环境才能发现差距,才能思考继而找到解决差异的办法。
一提到出国,自然会谈到教育,并不觉得中国教育的思想有问题,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因材施教,这与现在的素质教育并无多大本质上的区别。问题在于我们真正做到的有多少,真正愿意去做的又有多少。
施行鼓励性教育是个很好的提议,只要老师肯费点心,其实很容易做到,且效果应该不差。但那种口口声声嚷嚷着逃离中国,语文只需要学到三年级的人,我只想对他说一句:放屁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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